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条例》立法听证会日前在质检总局举行，共有来自行业协会、企业等各个阶层的27名代表参与了听证。记者在现场注意到，条例提出的商品包装空隙率不得大于55%、商品包装成本不得超过商品销售价的15%等两项技术参数，成为所有企业代表质疑的“焦点”。

在立法听证会上，企业代表就商品包装空隙率和成本问题，争论得面红耳赤，纷纷要求改变这两项技术参数。尽管大多数消费者对企业的“无理”要求，持反对意见，但笔者觉得，国家立法博弈前置的做法，很值得鼓励和支持。

国家在出台任何一项公共政策时，都要充分考虑多方利益主体博弈问题，应将博弈前置。换句话说，要假想各利益方抵制或消解政策为出发点，进而制定出符合多方利益的政策。可以想像的是，各方利益主体在讨价还价中，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条例》无疑将最大限度地，反映和符合多方利益主体的意志。

事实上，在限制包装技术参数上，规定相当苛刻的不仅是我国。譬如在国外，日本的《包装新指引》就明确规定：包装空位不得超过包装体积的20％；包装成本不得超过产品销售价的15％；包装应正确显示产品的价值。这样的量化标准，的确也需要在我国尽快推广开来。

不过，笔者觉得，国家除限制过度包装的制订法律制度外，还应双管齐下。所谓“双管”，“一管”是法律，出台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条例》；另“一管”则是税收。尽早开征绿色税，用财税惩罚机制，向过度包装“开战”。

所谓绿色税，就是人们常讲的包装税，是面向过度包装而征收的一个税种。就现实而言，我国大都以费的形式出现，比如“废品回收费”以及一些类型的罚款，来治理过度包装，这种收费和罚款的模式，具有很大变通性和弹性，收不收两可，尤其在地方政府干扰下，执法的尺度很大，而一旦上升到税收制度层面，就有强制性、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税收特质。

征收绿色税，其实质就是对于过度包装的外部成本变成内部化，这不仅可以使企业从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“单一性”，转移到兼顾生态、资源和环境的“多元化”技术上来，而且也能扭转消费者非理性购买商品的恶习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世界对过度包装利用税收手段调节，已成为流行趋势。比如在美国，若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全部使用可再循环的包装材料，则可以免税；若产品包装部分使用了可再循环材料，则征收较低的税；若产品包装全部使用不可再利用或再循环的材料，则征收较高的税费。在丹麦，对过度包装的税额是包装价格的3倍，自1994年开征包装税以后，仅纸张和塑料袋的消费就下降了66%。

因此，国内在治理过度包装方面，我们应换种公共治思维模式，不妨出台包装税，来有效规避过度包装现象的滋生蔓延。